许多母亲、妻子与媳妇,得透过她们「跟父权讨价还价」

2020-08-06| | 查看: 169| 评论:86

许多母亲、妻子与媳妇,得透过她们「跟父权讨价还价」

一幅台北市小学在放学时刻的常见景象:下课钟声仍迴响在空中,兴奋的小学生已鱼贯跑出校门。几个调皮的男孩嘲弄着另一位害羞的小男生:「王小明,你的菲佣在等你喔!」男孩一脸尴尬,低头玩着手中的掌上型游乐机,快步向前走,一、两步之遥的菲律宾移工在背后紧紧跟随。另一个小女孩则高兴地跑向另一个菲籍保母的怀抱。她们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街头上其他的母亲牵着女儿一般,只不过两人是用英语叽叽喳喳谈着今天上课的趣事。

母亲与保母的身影模糊重叠,甚至误认的情形也不少见。一位台湾女雇主对我描述了一个让她觉得有些好笑又尴尬的遭遇:「我家菲佣的肤色比较白。她每星期有两天晚上带我儿子去上电脑班,她就坐在后面等上课结束,课上了已经有两、三个月以后,有一天,老师走过去跟她说话,叫她:『王太太……』,她听不懂中文啊,所以静静坐在哪里没有回答,然后老师才明白,原来她是个女佣,而不是妈妈!」

女主人与女佣、母亲与保母之间的区别,其实颇为隐晦幽微。一个提供的是无酬的「爱的劳动」,另一个从事契约规範下的薪资工作,但是她们同样在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照顾其中成员的身心健康。两人之间也产生某种形式的分工。即便多数的家务工作已被外包给移工,不少女雇主仍保留一些家务亲力而为,也有许多雇主不愿将照顾小孩这件事假手她人。

台湾女雇主为何僱用家务移工?我归纳出主要的三类目的:寻找在家的托儿照顾、协助「家(里的)事」的全天候帮手,以及外包服侍公婆的孝媳责任。这些中产阶级女性僱用女性移工来外包家务劳动时,不仅希望购买到顺从的劳动力、廉价便利的服务,也在寻求她们身为母亲、妻子和媳妇等女性角色与责任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她们希望透过家务外包,来「跟父权讨价还价」(Kandiyoti 1991)。

阿苏是个三十多岁的广告公司行销研究员,她与同为广告人的先生,育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阿苏像多数与她同龄的台湾女人一样,婚后选择继续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她个人的职业生涯,另一方面是需要两份薪水才能够支付台北市的高额房贷。阿苏怀孕之后,就开始考量未来孩子的照顾安排,交给长辈带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并不可能,因为先生的父母不住在台北,阿苏的父母身体也不好。几番考虑下,她决定要僱用一名外籍保母。

儘管外籍保母提供的便利,她对于这样的安排仍然有着安全上的顾虑。阿苏告诉我:「我听过有人请菲佣,跟他们住三年了,后来出国玩把小孩子交给菲佣,回来以后两个人都不见了,小孩子找也找不到喔。」她吸了口气,皱着眉头说:「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会不会哪天我回家小孩子就不见了。」

阿苏也想过要请一个「自己人」来照顾小孩,但当她拜访过几个本地的保母之后,她觉得,请一个外籍帮佣全天候住在家里,即使有心理上的担虑,仍是一个最为方便的安排:「我会紧张啊,可是又能怎幺样,因为我不想去找本地奶妈,早晚要接送,我们上下班生活不固定,没有办法……我们双薪家庭送小孩来本来就是很无奈,怎幺能配合这样的规定,太不 flexible,而且我觉得,小孩不是一个商品,你订得那幺死,好像也没什幺爱心。」

对雇主而言,能够提供在家服务是外籍照顾者的主要优点。双薪父母不必每天要在约定的时间去只提供日间照顾的本地保母家或托儿所接送孩子,如同前引阿苏的说法,这样的僵化时间表,父母不仅觉得不方便,而且认为这不是一种「爱」小孩的表现。相反地,在家的托育照顾被认为能提供孩子比较舒适、安全而体贴的照顾。

此外,对雇主来说,家务移工比台湾保母「听话」,也易于控制。美莉是一个三十六岁的经理人,她向我说明了为什幺要请一个菲佣来代替先前的本地照顾者:「那个保母主观性太强,她就是不接受父母的任何command,她觉得她才是专业的。」本地的保母,多半是具养育自身孩子经验的中年妇女,因此建立了基于经验与长者身分而来的权威。年轻的雇主基于华人顺从长辈的传统,常常觉得很难去挑战保母的意见。

也有不少台湾雇主僱用移工以争取相对于父系延伸家庭的自主空间。

珊琳和她先生两人都是三十多岁的专业白领,在美国取得商学硕士后,在台北的市场调查顾问公司上班。珊琳坐完月子回到职场后,一开始由她的婆婆照顾新生儿,夫妻两人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去父母的家,并在下班后把孩子接回来。虽然婆婆没有主动开口,他们仍每个月支付 1 万 5000 元给婆婆。这样的安排,虽然使珊琳不必担心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却强化了婆媳之间的紧张关係:

她带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争执。
什幺样的争执?
也不是争执,她就是不高兴,脸色很难看,我们去要抱小孩走也不是,要留下来也不是,要走她会说:你们抱了小孩就走喔;要留下来她说:「我那幺辛苦,又带小孩又煮饭给你吃!」她对儿子不会这样啦,对媳妇就会。

珊琳婆婆的怨怼不只是因为照顾新生儿的疲累,也出自于一种剥夺感。她觉得自己牺牲了舒适的退休生活,来维持她儿子的家庭,而这本来应该是她媳妇的责任。后来,珊琳请了一名外籍帮佣来照顾女儿,她决定花钱来避免这种情绪上的纠结,与婆婆的紧张关係。

藉由聘请家务移工,女性雇主不只解决了孩童照顾的棘手问题,也缓和了她们家事工作上的负担。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发现,中产双薪家庭为了实践婚姻中的平等伴侣关係,往往必须请人来打扫或做家事,而这样的工作者多半是低薪的少数族裔或移民,透过这样的折衷方式,女主人方能够迴避了当她们要求丈夫更平等地参与家务时,所引发的紧张与冲突。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很多台湾的中产阶级双薪家庭里。

余先生是一个四十岁的经理阶级,他太太是个秘书,两人育有两个上小学的小孩。他认为,家务雇佣对他们家庭的秩序与夫妻关係的和谐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余先生谈到他们在等待新移工到来的那两个月空窗期:「女佣走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紧张与混乱。那对我们来说真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我和妻子常因要如何分配家务,像是今天谁要接送小孩等而起争执。」他笑着下结论:「这就是为什幺我跟朋友说,用菲佣会上瘾。」

我访谈的七名主妇型雇主中,其中有五位家境阔绰,她们丈夫的职业多是企业主、律师或医生。对主妇型的雇主来说,请一个外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家务工作。她们的家户多半坪数宽敞,对于环境清洁也有较一般为高的要求,因此,家户清洁工作在这些家庭是比较繁重的。这些女主人希望透过家务移工的聘僱,让她们能够专心照顾孩子(比较「精神」层次的家务劳动),或是去参加慈善团体或社区活动。

五十多岁的刘太太是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台湾一间顶尖大学毕业、取得商学位后随即结婚,在她的律师丈夫稟持「养家是男性责任」的传统观念下,她从未从事过任何一份有薪工作。刘太太僱用家庭帮佣已有超过二十五年的历史了,先是僱用本地的欧巴桑,后转僱用外籍女佣。她解释为什幺要花钱僱用家庭帮佣的原因:

我不觉得一定要僱用别人来帮忙,但我先生喜欢家里有个女佣。他喜欢家里很乾净的感觉……,但照顾小孩还是自己来比较好。我僱用女佣只是要她们来做家事。这对家庭主妇很重要啊,这样她们才不会被家事绑住,也才有足够的时间做家外面的事。

张太太是个快六十岁的退休中学老师,她和同是老师的先生,在台北有一栋普通的三房公寓。张先生的母亲在她丈夫过世之后,从外地搬来和他同住,张先生和张太太后来租下了对面的公寓给母亲,这样的居住空间,一方面能实践三代同堂的传统居住模式,同时能够容许她们的两个成年女儿以及他们自己足够的房间和隐私。

在汉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成员、财产继承,以及权威分配都是根据父传子的亲族轴线。女儿在嫁入以她丈夫的父亲为首的家庭后,被原生家庭视为「泼出去的水」。媳妇在夫家的地位与福祉,很大程度取决于她是否生了儿子来传承嗣氏。如同大家耳熟能详的谚语:「养儿防老」,最长的已婚儿子有义务与他年迈的父母同住并照顾他们;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被汙名化为子孙不孝、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在年迈双亲与儿子同居的大家庭中,实际的照顾工作,大部分是由媳妇在从事。以张家为例,张先生为母亲提供的照顾,主要是经济上的安全,他的妻子才是实际孝亲劳动的执行者。

两年前,张太太说服她丈夫请一个菲佣来照顾他日趋虚弱的八十岁母亲,然后,张太太便将她过去的任务,如準备餐点、洗澡、换尿布、陪伴及个人照顾交给菲佣。在访谈中,张太太反覆再三地表达她对于孝道规範以及传统媳妇角色的质疑,即使我没有主动提出相关的问题,她也深深担心我(以及别人)会指责她僱用一个人来照顾婆婆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你不要觉得我好像很不孝顺,过去一、二十年都是我在照顾,那现在请个菲佣才多少钱对不对?你想想看,从四十几岁,你就要媳妇来处理你的事情,到最后八十岁,还要媳妇来服侍你,这样对女人怎幺公平?我们服侍婆婆四十年,还是不能出头天〔笑〕,台湾就是这样,孝变成一个大帽子扣在你头上,说这样才有家庭的、人伦的温暖,怎样才能当一个好媳妇,可是你要当好媳妇就没有自己了!家变成一个枷锁,绑着你。年轻的时候带小孩很辛苦,老了以后还要带老人,你说女人有没有自己的日子?我现在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还要跟你这样磨下去,我还有几年可以活?

为了逃避服侍婆婆的全职责任,从学校退休后,张太太找了一个编教科书的兼差工作。她自我解嘲地说:「我七月一号退休,第二天就去上班,一天都不想待在家里,就是不要,那我赚的钱就刚好拿来付菲佣。」虽然张太太是从自己兼职工作的薪水中拿钱来请另一个女人作为她的孝道代理人,但请人这件事却同时遭到她婆婆和先生的反对

她常常讲菲佣的坏话啊,就是希望不要请了,这样她可以住到这边来。
你先生呢?当初也不赞成?
那当然啊,第一点要花钱,第二点这样好像不是一家人一样,他就不是标準的孝子,妈妈要跟着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孝子……

婆婆认为一个非家庭成员的照顾者的介入,会破坏她和儿子家庭的连带。儿子则担心这样的聘僱会破坏家庭团结的形象以及他孝子的名声,这两种看法都呼应了在台湾社会根深柢固的三代同堂的意识形态迷思(胡幼慧 1995)。然而,这样一种「快乐大家庭」的浪漫迷思,是靠媳妇的无酬家务劳动所勉力撑持的。

张太太购买市场上的劳动力来外包她服侍婆婆的媳妇责任。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外包的其实是先生的孝亲劳动,如同另一位女性受访者所言:「很多丈夫都说,现在的女人比从前幸运多了,因为她们有菲佣帮忙,可是,拜託,你的妻子照顾的是谁?她照顾的是你的妈妈耶!」

许多家务移工告诉我,和男雇主相比,她们的女主人,较为「吹毛求疪」、「严厉」。为什幺女主人会如此吹毛求疪?当我对受访的台湾女主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时,她们许多人不讳言地表示,自己的确是家里主要的劳动管理者,对移工的工作表现有较多的要求,相较之下,先生则显得较不在乎或持不介入的态度。碧兰是个四十出头的职业母亲,她解释了为何对待移工的态度会出现性别差异:

他们不 care 啊,因为对他来说永远是有 help,本来也不是他在做,所以,对他来说没有差别。请人的时候我也是办好了才跟他说,他也不在意,因为事不关他嘛,帮的也是我的忙。进来一个人,他也无动于衷,也不会排斥,对人家也很礼遇。

就如碧兰指出的,女主人对家务移工的表现要求得比较高,是因为她们必须对移工所做的负起责任。有些台湾丈夫甚至认为僱用一个外籍家务移工是他们送给妻子的一项「礼物」,一种藉由外包妻子的第二班工作以表示丈夫「贴心」的表现。

很多台湾女人自掏腰包付家务移工的薪资是因为她们觉得「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工作」。这种「母亲的罪恶感」是一种内化的社会责难。许多雇主都隐约担心自己会被指控为「坏母亲」──因为她们把孩子留给被社会汙名化为「不够卫生」和「不够文明的」的外籍劳工──而觉得有必要去为自己的僱用安排作辩护。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了家务僱用关係的一个重要特点:家务移工的角色其实就是女主人的替身,但她们是「影子劳动者」(shadow laborers),对雇主家庭生活的贡献被隐而不见。

家务移工的「影子工作」是女性雇主完成母职与家务角色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职业母亲僱用服从的外籍劳工来扮演居家母职的代理人,现代媳妇购买廉价的劳动力来担任婆婆的孝亲看护,家庭主妇差遣全天候的服务来维护一个清洁有秩序的家庭。

由于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对于女性之认同扮演着关键性的影响,从女性雇主的角度看来,家务劳工的僱用涉及的不只是单纯地购买劳动服务,她们对替身的要求不是固定工时与特定工作内容的规範所能涵盖,她们期待的是雇工能够成功地代理她们完成母亲、媳妇、太太的女性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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